山东自古就是工商业发达的地区，西周时，姜尚被封于齐地，建立齐国之初，便“通商工之业，便鱼盐之利”。近代以来，由于山东有港口、铁路、运河的优势，加上商贸基础好，沿海和内陆开辟了很多商埠。这其中，前一阶段是受外界压力不得已为之，如1861年烟台在英国等的要求下辟为通商口岸，1898年青岛被德国强占，随即开埠等；后一阶段则是为谋求民族自强之路，主动顺应时代潮流，自主建立的商埠，如设立济南、潍县、周村、龙口、济宁各埠。
清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六(1906年1月10日)，山东巡抚主持仪式，宣布济南、潍县、周村开埠，广招华洋客商前来投资兴业。其实，两年前，以济南为首的三个自开商埠就开始申办了。
上世纪30年代的济南商埠经一路。
文|纪习尚
自开商埠是顺应时代需要
济南商埠的建立，和当时的国内大环境以及省内小环境是分不开的。
先看国内大环境，鸦片战争后，觊觎中国市场的列强以不平等条约的方式，逼迫中国开放了一系列通商口岸，称为“约开商埠”或“约开口岸”。如第一次鸦片战争后，《南京条约》约定的“五口通商”，开放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；第二次鸦片战争后，《天津条约》《北京条约》等，又约开牛庄、登州、台南、琼州、汉口、九江、南京、镇江等十余个通商口岸。
英、法等国不仅在此增设海关，收取关税，夺取中国利权，还在商埠内租借土地，享有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警察等本应属于中国的权力。烟台就是一个例子，开埠后设立东海关，税务司长期由外国人担任，中国对海关的管理权旁落。
为此，清政府深为担忧：如果各国都来中国设立商埠，政府如何应付？
当时的有识之士也感叹：“一国数府，十国即数十府，岂非遍地通商？”既然对外通商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，与其被动挨打，为什么不主动设立商埠，将利权、事权、主权都收归名下？自主设立商埠，已成为自上而下的共识。
1898年7月，光绪皇帝给各省将军、督抚的谕旨中，首先说明国际通例：“凡通商口岸，各国均不得侵占。”接着强调，以中国的现状，必须自开商埠：“现当海禁洞开，强邻环伺，欲图商务流通，隐杜觊觎，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。”
山东掖县人、曾任工部尚书的吕海寰也呼吁：“中外通商以来，各国用其开通门户之策，每次议约无不索开口岸，争设租界。将欲杜外人之觊觎，保自有之利权，非实广辟商场，由我自行开辟，不足以筹抵。”
光绪要求沿海、沿江、沿边各地调查本地情况，抓紧筹建商埠：“如有形势扼要、商贾辐辏之区可以推广口岸展拓商埠者，即行咨商总理衙门办理。”不过，由于商埠对区位、交通、人口、资金、贸易基础等硬件条件要求很高，加上当时局势动荡，虽然朝廷的呼声响亮，但应者不多。只有广西巡抚于1899年初申请将南宁辟为商埠，但筹建花了8年，到1907年才正式开埠。
胶济铁路促成山东三商埠
山东的三处商埠，虽然于1904年才开始申办，但批准、筹建较快，1906年就正式开放了。这与胶济铁路的营造是分不开的。
胶济铁路的工期进展很快。1899年9月在青岛开建，1901年4月修至胶州，1902年6月到达潍县，1903年下半年已修至周村，眼看就要抵达省府济南。当时，山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，随着铁路向西延伸，一些德国商人提出要求，在济南设立商行、货栈。
山东方面感受到了这种日益临近的危机：“胶济铁路不久修成，青岛德商欲来开行栈者日多一日，明禁而实不能禁。与其专利德商而他商无所与，不如由我自开商埠较为有益。”
为了抵制德国进一步染指胶济铁路沿线各重镇，将更多的主动权留给中国，1904年春，时任山东巡抚周馥与直隶总督袁世凯共同筹划自办商埠。同年5月1日，两人向朝廷共同递交《查明山东内地情形请添开商埠折》，请求批准济南等三地开埠。
在奏折中，周馥、袁世凯以“一拖二”的方式，申请开辟济南商埠，并将潍县、周村两处作为分埠。
济南商埠的优势，一是横、纵两条铁路干线即将在济南交会：“青岛建筑码头，兴造铁路，现已通至济南省城。转瞬开办津镇铁路(天津至镇江，后延伸至南京浦口)，将与胶济之路相接。”二是原本就有黄河、小清河码头，水陆交会，“地势扼要，商货转输较为便利”。
同时，潍县和周村“皆为商贾荟萃之区，该两处又为胶济铁路必经之道”，济南、青岛之间的货物运输必然要经过两地，应该作为分关一并开辟。
正是因为形势紧迫，奏折递交半个月后，5月15日，清政府即批准了这个项目：“所有奏请在山东济南城外自开口岸，并迤东之潍县及长山县属之周村一并开埠作为分关一节，业经本部议复奉旨允准。”
之后，济南商埠以及潍县、周村两处分埠，便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建。
1905年2月25日，袁世凯等上奏《济南商埠开办章程》，共分定界、租地、设官、建造、税捐、经费、禁令、邮电、分埠等九条。其中“定界”条，将商埠的范围确定在济南西关外、胶济铁路以南：“东起十王殿，西至北大槐树，南沿长清大道，北以铁路为限。”商埠东西近2.5公里，南北约1公里，占地约4000余亩。
济南商埠内的银行。
同年农历十二月，袁世凯等又上奏两个章程。一是《济南商埠租建章程》十五条，强调济南商埠是自开商埠，具有完全主权：“作为自开商埠，与条约所载各处约开口岸情形不同，准各国洋商并华商于规定界内租地杂居，一切事权皆归中国自理，外人不得干预。”二是《济南商埠巡警章程》十四条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以上三个章程虽然以“济南”打头，但潍县、周村作为分埠，章程内容同样适用：“潍县、周村两分埠均照此章程办理，各事均归济埠统辖。”
以上三个章程，加上《济南商埠买地章程》的实行，标志着济南商埠以及潍县、周村两分埠基本具备了开通条件。于是，1906年1月10日，山东省举行了隆重的开埠礼，只不过这时创始人之一、原山东巡抚周馥已经调任他职，而由新任巡抚杨士骧主持。
上世纪30年代，济南商埠内的山东邮务管理局。
“官督商办”的龙口商埠
继济南之后，龙口也着手申办商埠。
龙口位于山东半岛北部，开埠有三大优势，一是交通便利，地处黄、渤海分界线附近，“扼渤海之中枢，为直鲁之锁钥”；二是贸易发达，“每当春秋之交，商货云集，贸易利市，诚天然之商场也”；三是与日本控制的旅顺、大连隔海相望，战略地位重要。因此，当局非常支持龙口开辟商埠。
不过，由于政府财政紧张，无力注入资金，与由官方主导的胶济铁路三商埠不同，只能采取“官督商办”的方式。
1914年2月2日，北洋政府下令龙口商埠开始筹办。商埠设立了兴筑公司(后改为完全商办的“龙口商埠兴筑股份有限公司”)，筹集股款，负责各项建设事业。
至1915年10月，界址已经划定：北起沙岗，南至龙口旧村栅栏门外，东至北皂庄大道，西至北大圈西岬。各项工程也次第兴办，龙口正式开埠，原有的旧式码头也进行了升级。
1918年，在北大圈偏北一带建筑洋灰包铁筋(即钢筋混凝土)新式码头，预算大洋十二万元，于1919年7月31日竣工。
曾为中国自开商埠大声疾呼的山东人吕海寰，在龙口商埠的建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吕海寰的出生地掖县，与龙口所在的黄县相邻，处在龙口商埠的辐射圈内，因此吕海寰对龙口商埠倾注了别样的热情。1917年6月6日，他被推举为兴筑公司董事会会长，作为兴筑公司的重要成员，推动商埠的建设。
龙口开埠后，发展很快。据1917年7月《申报》报道：5年前，商号不过百余家，现在已有杂货商70余家、客栈60余家、粮行50余家、行店十余家、轮船行3家、钱庄银行40余家，此外还设立有龙口银行。
历经周折的济宁商埠
与龙口商埠一样，济宁商埠也是由民间主导的商办商埠。济宁曾是京杭大运河上的重镇，津浦铁路修建后，又从兖州站引出兖济支路，抵达济宁。龙口商埠开辟并取得初步成果后，有经商传统的济宁商董也希望以龙口为样板，开辟济宁商埠，振兴地方经济。
但是，济宁开埠颇费了些周章。
1918年起，潘复、靳云鹗等济宁乡绅及工商界人士按照龙口自开商埠办法，发起筹设济宁商埠。1919年12月，向山东省政府递交了开办商埠的呈文。
延宕多时后，1921年6月30日，外交、内务、财政、司法、农商、交通六部以及税务处提交了开辟济宁商埠的呈文，一是济宁自开商埠的必要；二是界址拟划定在东关、南关外一带地方，靠近津浦铁路兖济支线路车站；三是开办资金，拟先由财政部垫发国库券二十万元，以资应付；四是征税事宜，拟参照济南商埠成例。
按照当时说法，济宁商埠“系仿照龙口商埠办理”，管理方面主要参照龙口。所以，1922年4月，山东省也相应修改了《商办济宁商埠章程》《租建章程》《购地章程》《建筑公司章程》等，并递交外务部。
1922年4月22日，济宁商埠获得批准，正式开始筹办。济宁商董们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资金。
济宁商埠采取在全国发行有奖换股债券的办法，每股五元，共四万股，计划募集资金二十万元。1924年2月发行第一期，到当年7月，已发行至第七期，当期开出的中奖债券，分别由杭州、绍兴、宁波、上海等地的经募商号售出。之后，债券继续发行，但销售情况不尽如人意，《京报》等媒体甚至认为其是“变相彩票”。
资金难以到位，地方官员督办不力，加上天灾兵祸，济宁商埠的筹办工作停滞不前。1928年6月出版的《战地政务委员会公报》登载了《调查济宁商埠》一文，认为济宁商埠“筹办有年，曾经耗费巨资，迄无成效可观”，当局虽然有意继续“遴派干员，速行筹备”，但济宁商埠最终未如山东其他商埠一样取得成效。
热门评论 我要评论 微信扫码
移动端评论
暂无评论